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囚禁生涯。 他是出生于绿林家族的长子，一位英气逼人、威震东三省的少帅，一位曾经厮杀疆场的年轻将军，他曾经拥有东北广袤的森林与黑土，他曾经背负“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国仇家恨，让人夜不能寐。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将军一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天捅了个窟窿”，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胆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由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张学良人生的转折点。当他“负荆请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从此，便失去了自由。他有一腔热血，却无缘再上战场，在“严加管束”下不停地迁徒与跋涉，抗战胜利手，又被送往人烟稀少的台湾井上温泉，在群山环抱中饱尝十余年也世隔绝的软禁之苦，幸好身边有一位知音相伴。张学良与赵一荻相濡以沫，携手一同度过了无数...(展开全部)

一段被動亂抹去的悲慟歷史，一群被歷史遺忘的台灣青年。 在那個動亂時代，許多人從中國來到台灣， 但是，卻有另一群人是從台灣出發前往中國， 從此與親人故土別離一甲子…… 他們是一九四六年台灣最優秀的一群青年，滿懷著理想與使命， 肩負著建設新台灣的美好願景，前往神州大地的名校就讀。 原本想要衣錦還鄉，然而，等在他們眼前的， 卻是和他們一心所繫的親人與故鄉，從此別離…… 而這些，都是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我們， 永遠無法體會的流亡，與漂泊。 一九四六年，即台灣光復隔年，為了促進台灣本地的高等教育發展，以及盡快與分裂五十年的祖國重新融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舉辦了一場考試，錄取一百名台灣青年，以公費方式派遣至大陸各大名校就讀。他們是台灣史上首批由政府特意栽培的知識份子，而這也是兩岸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官方交流活動。 然而，這群公費生「登陸」後，迎接他們的，卻是日...(展开全部)

徐鑄成先生是上海《文匯報》和香港《文匯報》的創始人之一，在幾十年的新聞工作生涯中，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由於生活顛沛和工作繁忙，他的日記時斷時續，也因戰爭或政治風波等原因造成遺失。 本書選取徐鑄成先生現存日記中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八個珍貴片段，分別記述了作者在擔任上海《文匯報》主筆、參加一届全國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赴朝鮮慰問志願軍、參加第一次全國人大會議、訪問蘇聯、參加上海“顓橋勞動學習班”和在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辦公室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歷。既涉及個人際遇的起伏，又涵蓋家國風雲的變幻。在日記裏，作者時而躊躇滿志，時而失意仿徨；時而意氣風發，時而進退維谷。其中記錄的作者那一代知識分子，在那些年代裏，不僅僅是被統治者和受害者，有時也是積極的參與者。在已經發生的歷史...(展开全部)

《张学良幽禁秘史》描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在改变历史进程之后，身遭恶运，历经半个世纪幽禁岁月的人生实录。它交织着成功与牺牲，光辉与惨淡，感奋与忧郁，布满着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张学良幽禁秘史》描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在改变历史进程之后，身遭恶运，历经半个世纪幽禁岁月的人生实录。它交织着成功与牺牲，光辉与惨淡，感奋与忧郁，布满着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披露张学良西安事变后几十年间幽禁经历的图书，首次出版后在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连载30天；该书1994年被台湾的先智出版公司引进出版，其“总政战部”将此书作为内部参阅，“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陆军军官学校”均将此书列为必读书之一；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也将该书列为了解中国历史的必读书目。

《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現代中文文學到了1949 年出現前所未有的轉變和分流。中國大陸出現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學」，文人身份與干部體制、作家協會與國家機器關係複雜，此消彼長。從「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宣傳與挑戰主流意識形態始終是當代文學發展的矛盾主線。台灣則在日據五十年後建設了「國語的文學」，由「反共文學」到鄉土文學、現代主義，再到「世紀末的華麗」，不少佳作樹立了當代中文文學的標準。而香港文學從「左右戰場」到「本土性」自覺，再到「九七」「後殖民」書寫，同樣自成一派風景。轉眼六十年過去，在新的世紀裏回顧當代中文文學這段「三江分流」的得失與成就，此其時也。

经典小说与经典电影的天作之合《温故一九四二》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作家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不能不为人知的、关于饥饿的故事。 刘震云形象地说：1942年河南因旱灾饿死的民众，相当于在那里建了三座奥斯维辛！冯小刚说：“二战时，希特勒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在1942年，中国河南旱灾饿死300万人，却很少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知道。刘震云为此写了一本书，我在1993年看到，非常震撼。” 当年旱灾、蝗灾使粮食颗粒无收，哀鸿遍野，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刘震云为重温那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历史，走访灾难的幸存者，完成调查体小说，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唯一记述者。 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19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电影故事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 电影故事比小说更直观，甚至更具文学性，电影中未拍或删掉的镜头在书中都予以保留。也由此看到刘震云获茅奖力作《一句顶一万句》前身的影子。

現代中文文學到了1949 年出現前所未有的轉變和分流。中國大陸出現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學」，文人身份與干部體制、作家協會與國家機器關係複雜，此消彼長。從「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宣傳與挑戰主流意識形態始終是當代文學發展的矛盾主線。台灣則在日據五十年後建設了「國語的文學」，由「反共文學」到鄉土文學、現代主義，再到「世紀末的華麗」，不少佳作樹立了當代中文文學的標準。而香港文學從「左右戰場」到「本土性」自覺，再到「九七」「後殖民」書寫，同樣自成一派風景。轉眼六十年過去，在新的世紀裏回顧當代中文文學這段「三江分流」的得失與成就，此其時也。